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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維:抗疫大考當前,成都社會組織如何“答卷”?

    2020-02-2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背景】

    2020年春節前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國暴發,四川雖然并未成為疫情重災區,但仍然面臨著艱巨的抗疫任務。成都作為省會城市,面臨的壓力同樣不小。隨著疫情防控逐漸下沉至社區,人們開始關注——成都已持續推行近四年的社區營造在此次抗疫大考中表現如何?當地社會組織在充滿挑戰的諸多考題面前,是否能夠交出一張合格的答卷?

    【對話人物】

    江維,成都市民政局機關黨委書記、成都市社會工作協會會長。

    【核心觀點】

    “大疫之下特困人群的社會資源特別薄弱和匱乏,比如無人照護的殘疾人,高齡獨居的老人,還有留守兒童、事實孤兒等等,他們的社會資本相對薄弱、抗風險的能力更弱。這時候社區必須建立起對每一個需要照護的特困人員的臨時監護機制,這些重點對象每一個人都要找得到對應支持的志愿者,這個機制一定要建立起來,而不能靠日常的走訪看望機制,那在平時有用,在封閉小區、封閉村莊管理的時候就容易出現空檔斷檔,這種時候一定得有相對完善的機制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這次疫情發生后,表面上是人們生病,治病的問題,其實次生災害很多,盡管現在還不能預估,但必須充分考慮諸如環境、弱勢群體、中小企業員工、還有疫病災害家屬等,非常多的矛盾可能都會從中產生。如果我們專業靈活的社會組織可以在此時發揮其主體作用,會是很好的助力和補充。但這也要求政府層面加大投入和購買,這個作用的發揮要建立在政府相關政策和資金的持續投入上。”

    對話

    江維 成都市民政局機關黨委書記、成都市社會工作協會會長
     

    災難大考面前——技術手段治標,人心相通為本

    《公益時報》:這些年來,四川先后經歷過非典和地震的大考,在整體應急和災害救援這方面具有一定的經驗或積累。在這次抗疫過程中,這些經驗或積累是不是能有一些相關的借鑒和參照?

    江維:非典是在2003年,當時成都的疫情不算特別地重。我記得那會兒我在辦公室做文字工作,陸續發過很多期的信息,反應村社區如何守住最后一公里,如何建立每日排查以及每日疫情報告制度等等。

    這次疫情發生后,成都的社區反應很快,快到上級的相關文件還沒有下發,一些經歷過非典、有經驗的社區書記就已經迅速做出了反應。

    比如我們玉東社區的楊金惠書記,她已經做了十七八年的社區書記了,經歷過非典,也經歷過地震。這次她就把17年前抗擊非典的那個社區防疫流程拿出來,結合現實情況進行完善,很快地發給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以最快的速度動員居民行動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成都這些年搞社區營造,搞社區發展治理,各種培訓和交流也留下了很多的學習群,全市的社區書記主任們在各式各樣的學習培訓交流群里一直保持互動。疫情發生后,大家就很快在這些群里溝通,有經驗的社區會主動向沒經驗的社區傳授心得,沒經驗的社區也會積極向有經驗的社區借鑒學習,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對照和調整,比如人員如何分工、流程如何優化等等,工作很快就理順了。

    當然,政府的要求很快也傳達下來了。與此同時,我們的基層實際上已經做好了相應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只需結合上級要求,上下一合,這項工作就平穩推進起來,沒有等,也沒有拖。這是這次疫情發生后,我們的很多社區表現出的一個共同特點。我覺得這還是挺讓人欣慰的——這是成都社區應變能力的綜合體現。

    《公益時報》:這其中,哪些工作具有相近性,哪些屬于新問題?

    江維:新的情況也確實是有。昨天我們還跟村上的干部開玩笑,我說地震的時候你們在應急,這個疫情也在應急,疫情應急是不是比地震應急容易應對一點?他們說完全不是,因為地震的時候誰受了傷,該去救誰很清楚;哪個房子是危房不能進,要主動避險……等等,工作目標和邊界都很清晰。但這次疫情完全不一樣,誰有問題,誰沒有問題,該往哪個方向努力,你短時間內不可能有特別清晰的判斷!工作情境和工作方式都完全不同。

    但是,有一點是相通的,就是把居民組織起來,成為有凝聚力的應急工作網絡。應該說相對而言,我們很多的社區和村莊都有較強的應對突發災難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在遇到新的場景的時候,我認為他們是能夠比較自發自然地轉化成為新的應對緊急狀況的能力的。我覺得成都讓人非常驕傲的一點,就是這樣——沒有很緊張,但也并不散漫,一切井然有序。

    《公益時報》:最近你經常去一線,你感覺成都基層社區以及農村地區群眾的情緒怎么樣?

    江維:成都人嘛,全國人民都知道成都人以輕松、幽默見長了。再加上基層干部中有工作經驗的老同志和群眾溝通得比較到位,工作方式分寸拿捏得也比較到位,大家心態還是比較平和穩定的,相信通過共同努力,我們一定會戰勝疫情,走出困境。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人心和秩序的平穩其實還是基于——成都雖然是2000萬人的大城市,但疫情與全國其他大城市比較起來算是輕的。如果情況達到武漢那樣嚴重的程度,也不大可能做到今天這樣淡定,這是一個大前提,也是我比較客觀的分析。

    《公益時報》:隨著疫情發展,防控疫情的技術手段也愈加多元。你認為使這些技術手段真正有效的核心推動力是什么?

    江維:僅僅憑防疫的技術手段本身其實是不那么管用的,管用的是什么?要使得防疫的這些技術手段真正有效,靠平時工作中社區、社會組織與居民之間建立的深度信任關系,社會組織的功夫真的是在平時,平時有信任、有鄰里之間的愛與關懷,遇到事情的時候它就管用。

    平常我們看到很多的社區自組織,很多的志愿者,經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寫字、畫畫,或者共同探討解決社區一些公共服務的問題,看起來都是很小的點,這些團隊關注的也都是很生活化極細微的東西,但正因此,通過經年累月潤物無聲般的情感積蓄和信任疊加,將社區工作者和廣大居民聯結成為一個個柔性的共同體,而這樣的“共同體”在應對突發災難的時候格外堅韌,就相當于社區是一個有免疫力的有機體,在遇到病毒時會自動觸發保護自身的免疫力——我是這樣認為的。

    政府宜鼓勵社會組織在抗疫期間發揮專業度和靈活性,并給予其持續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

    《公益時報》:結合全國疫情發展態勢,當下階段成都市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的工作重點有哪些?

    江維:成都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的重點在社區。因為疫情在社區,居民在社區,村民在社區。我們啟動三社聯動機制來進行社區抗疫。我是成都市社工協會的會長,我們社工協會第一時間就發出了“致全市社會工作者的一封信”,就是倡導全市社工在做好自我防護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優勢盡快投入到疫情防控當中。

    《公益時報》:除了文件信息的傳達,在具體工作層面你們做出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江維:很多社會組織第一時間就是想辦法籌集抗疫物資。后來也有人問我們說“你們為啥要去搞物資?”我覺得這種反應跟社會組織的特點是完全匹配的,社會組織從業者特別有同理心,對他人的處境往往能夠感同身受,這種情況下,不管自己做不做得到,做的效果是好還是不好,他都會盡全力去做,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應該被質疑甚至被責備。公益組織并不擅長搞物資為什么還要去搞?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沒有啊,一線需要啊,需要在那里,怎么能不行動呢。

    《公益時報》:理解。職業屬性帶來的第一情感反應。

    江維:對,第一應急反應就是這樣。后來大家發現,找物資我們其實并不內行,也不擅長。接下來我們就冷靜地思考:這個時候社會組織到底該做什么?那就是要做跟我們專業相關并且是自己擅長的事情,比如發揮好作為樞紐性平臺的倡導作用,投入編寫工作指引等具體事宜。

    成都社工協會和成都社區營造耕心志愿小組參與了中國社工聯合會與武漢一線社工機構一起合作的《“立足社區 三社聯動:在線抗疫模式”工作導引》編寫,該模式通過線上微信群,由社工協調統籌,鏈接全國范圍的心理專家和醫生等志愿者,組建線上聯合服務小組為社區居民、居家隔離/留觀人員及家屬、疑似患者、確診患者和嚴重焦慮者開展相應的支持和服務,有效動員社會力量在線共同抗擊疫情。民政部的政權司、慈社司、社管局聯合指導并印發了這個導引,讓我們感受到這份努力的價值和意義。

    《公益時報》:目前大家都勁往一塊使的同時,也勢必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結合你的經驗和觀察,接下來我們可能將面對哪些現實問題?

    江維:首先,我覺得目前抗疫物資的短缺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緩解的。雖然很多人認為我們恢復生產之后就會很快得到解決,但實際上中國人口基數太大了,就是全面開工,火力全開,恐怕也做不到完全解決,可能還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物資短缺。

    我們這次去村社區了解情況,慰問一線工作人員的時候問他們,“你們還有什么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都說“其他的你們放心,我們就是缺口罩。”

    《公益時報》:是,這是最實在的。

    江維:對,這是比較嚴峻的挑戰!當然我們也觀察到,各地有很多以前并不生產口罩之類防護用品的企業已經轉產生產口罩防護服了,有的已經復工生產了,我們希望能夠盡快緩解。

    第二個問題就是,醫護人員的辛苦不言而喻,那是所有人都清楚的,其實社區干部連續作戰也非常辛勞!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這一點。我們看到武漢抗疫一線的很多醫生連續奮戰14天,全國醫護力量馳援武漢后,14天以后就可以換一撥人上。目前社區很多人也在帶病堅持上崗,體力不支,心理情況也需要關注,而且沒有人可以換上去輪崗,急需心理支持的介入。

    《公益時報》:人的耐受有限,還是要有休息調整的時間。

    江維:對!所以每到一個村莊,看到有很多志愿者在各種口子上連續工作的時候,我就比較著急,跟村社區書記說“你一定要合理安排人力,不能把他們全部累倒,要能夠換班。”這不是半個月、一個月的事,要做更長時期的打算,千萬別把所有可用的人耗得筋疲力盡,一定要給予合理的調休支持。

    第三,大疫之下特困人群的社會資源特別薄弱和匱乏,比如無人照護的殘疾人,高齡獨居的老人,還有留守兒童、事實孤兒等等,他們的社會資本相對薄弱、抗風險的能力更弱。這時候社區必須建立起對每一個需要照護的特困人員的臨時監護機制。這些重點對象每一個人都要找得到對應支持的志愿者,這個機制一定要建立起來,而不能靠日常的走訪看望機制,那在平時有用,在封閉小區、封閉村莊管理的時候就容易出現空檔斷檔,這種時候一定得有相對完善的機制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

    這里我也要幫社會組織呼吁——目前全國各地都在出臺助力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的一些政策,其實我們的社會組織不屬于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所有優惠社會組織都得不到。此時,我覺得地方政府在照顧中小企業的同時,相關政策是否考慮能夠同時覆蓋社會組織?

    當下社會組織都在主動自發積極參與抗疫,但這種應急狀況不是通過購買服務實現參與的(沒人預見到會出現這樣一個黑天鵝事件,政府購買服務是需要規范的程序的)。這種情況下,那種小型的社會組織沒有項目支撐很容易“斷糧”,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抗疫非常時期也正是社會矛盾的爆發期,這種時候正是需要社會組織跟上的時候,需要它們充分發揮組織的靈活性和專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拾遺補缺、幫助政府完善工作細節的積極作用。

    這次疫情發生后,表面上是人們生病,治病的問題,其實次生災害很多,盡管現在還不能預估,但必須充分考慮諸如環境、弱勢群體、中小企業員工、還有疫病災害家屬等,非常多的矛盾可能都會從中產生。如果我們專業靈活的社會組織可以在此時發揮其主體作用,會是很好的助力和補充。但這也要求政府層面加大投入和購買,這個作用的發揮要建立在政府相關政策和資金的持續投入上。

    明確自身定位,發揮專業特質,是社會組織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

    《公益時報》:請推薦幾個你覺得在抗疫期間工作模式和成果比較突出的案例。

    江維:據我觀察,專業社會組織在成都參與抗疫的模式其實有三種:

    第一種是“無縫融入式”。像我們成都的愛有戲,他們并非單純為社區去做弱勢人群的給予式照顧服務,而是在社區做支持性社區營造。這樣的組織和社區平常的工作就非常匹配。疫情發生后,這種社會組織很自然就表現出跟社區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情感,且及時融入式地支持到社區。社區需要上門排查、宣傳、傳播或者資源鏈接,我們的愛有戲、新空間、同行社工,每個機構都是安排上百個社工對應鎖定若干個社區,然后全面開展協作服務。這個過程中,平時對社區的熟絡程度便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方式——現在社區需要什么?你的人手夠不夠?你的力量夠不夠?不夠我就補上,這就是起到一個補充戰斗力的作用。某種程度上,這種方式就是人海戰術。

    《公益時報》:但在抗疫初期,很多東西還沒捋順的時候,這種工作模式在社區不能說完全沒用。

    江維:是,開頭我們也許需要人海戰術,但接下來更需要經過嚴謹和切實考量的專業發揮。

    第二種模式我稱為“專項聯動模式”。在我們成都有一個叫“新濟源”的社工機構,理事長是個90年的男孩子,他的機構一共就三四十個人,拼人手肯定不是強項,但是他們機構長于社區社會工作,他們就幫著社區梳理出一種突發公共事件干預的專項工作模式,即打破原來社區按部門條線分工的工作模式,把這次防疫工作作為一個整體專項,采取專項工作模式,整合可動員的所有資源力量予以有的放矢的分工,從而形成體系化的分工應對,如此一來,既能緩解社區人手不足的情況,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公益時報》:比如?

    江維:比如說民政部門要求你填一堆表,殘聯又要求你填一堆表,不同類型,不同格式的表要填,重復登記,重復記錄,不同條線,平時就工作量不小,這種特殊情形下,更是難以招架。新濟源就針對性地開發出這樣一個模式,來應對不同主體的需要。他們有一個數據統計組就是應對所有部門的報表,而不是民政專干報民政的表,殘聯專干報殘聯的表。

    還有協調指揮組、信息分析組、傳播組、外勤巡查組、隔離支持組、后勤保障組等等,他們會把每一個組的工作、任務、崗位、標準,以及流程都做成工具包,甚至表和模板都做好,這樣就能真正幫助和支持到社區的工作,減輕了基層工作的負擔。我希望成都更多的社區都能夠借鑒這種模式去推動自身工作,并且在借鑒中不斷完善,增強可行性。這是通過支持社區的工作來提高抗疫工作效率的方法。

    還有一種就是專業性的行業支持。比如成都的“同行社工”就是致力于行業支持,對一線的社會工作者在實務需求方面進行專業支持,他們開發了9種專業工具,例如社會工作者參與新冠病毒肺炎防控的要則、疫情服務手冊、公共衛生社工服務內容、公共衛生社工服務工具包、公共疫情防控心理疏導、救助指南等等,不僅詳盡全面,實用性也很強。其實我們成都的社工機構在專業性方面的工作成果還是非常令人欣慰的,還有很多可圈可點的例子,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公益時報》:據了解,目前成都的社區營造和社會組織體系化建設已經相對成熟。但如果你現在面對的是一些這方面工作基礎相對比較薄弱,團隊人手又嚴重不足的社會組織,它們同樣擔負著抗疫任務,對此你有沒有一些實踐性、操作性強的建議?

    江維:我覺得這種時候社會組織對自身的定位要非常清醒才行,要充分認識到,在這次疫情當中,政府一定是統籌者、是指揮者、是主力軍,社會組織一定是在政府的統一指揮之下起靈活的補充作用。

    同時也要看到,雖然我們人少,但畢竟是專業的,我們作為社會組織,最大的專業性就是發揮組織社會的作用,鏈接各方資源,把居民組織起來承擔社會責任、社區責任,實現人人有責、人人盡責,鄰里相助共護家園,從而最大限度發揮全社會的力量來抗擊疫情。總而言之,無論何時何地,社會組織有了清晰的定位才會產生明晰的工作方向和目標,形成一個健康良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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